上阳网配资以制度红利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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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磊（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）

新质生产力是个热词，笼统地讲，就是由新技术、新商业生态和新商业模式产生的生产力。从经济增长角度看，每次新技术革命或者由科技创新驱动的康波周期推动的生产力进步，都属于这个概念范畴。如果仅仅是生产率的大幅提高，难以体现出新意，只有生产关系也同时发生了革命性变化，从而推动生产率在一个大的经济周期里持续提升，才配得上“新质生产力”这个概念。换言之，新质生产力必然与新质生产关系（改进的制度）相伴而生，而且相互促进，二者缺一不可。

有人用总生产函数里的全要素生产率（TFP）的变化来定义新质生产力，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标志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。从经典的生产函数角度看，有一定的道理。这个总生产函数定义了劳动、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与经济总产出之间的关系，并将无法分解和计量的对产出造成影响的因素，用TFP进行度量。它定义了产出相对于要素投入的效率关系。TFP增长反映效率提高，而减少意味着效率下降。TFP包含的因素主要有技术、制度等，反映了在特定时期，制度和技术等对经济活动的贡献度。

国内有很多学者测算、对比过改革开放前后和近几年TFP的变化。以近期伍晓鹰教授的团队研究结果看上阳网配资，TFP的波动变化很大，表现最好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改革时期，另一次是中国加入WTO之后。而且有一个明显特点，即当中国经济每一次被大的改革举措推动起来的时候，TFP上升的斜率是惊人的一致。好像有一个基本面在那里，一旦给了正确的政策环境它就把效率推上来了。但是每次大幅上升持续时间不一样长，这暗示了每次TFP的大幅增长都是一种“制度改革红利”起作用的结果。在发展中国家，TFP叫作“制度红利”系数可能更贴切一些。

在发达国家，这个系数的表现也有不稳定的时段，但主要表现在技术创新的应用给经济带来的红利。以美国为例，根据宾夕法尼亚PWT数据库的美国经济核算结果，从1955年到2019年的每十年（1955—1965年、1995—2005年、2015—2019年）中，资本、劳动和TFP的贡献率都远比其他时期高，而在较高年份之后的20年，TFP通常会降低。笔者提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，当技术创新的发展超过了经济对其加以应用的速度时，创新技术应用速度停滞或减慢，之后再释放，导致出现TFP贡献率的周期性循环。

这提示我们不应静态地看待TFP，由于技术和制度相互作用，技术创新并不是线性地融入经济活动。当期TFP低的原因可能有两个：一个是技术创新不够多或不够快；另一个是技术创新速度和数量是正常的，但技术创新的应用速度较快。前者应该同时体现为经济增长放缓，后者反而可能出现快速经济增长。

伍晓鹰测算的结果显示，资本重新配置效果在某段时间停止改善了，表明同期政府没有放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，影响整个经济的交易成本，挤出一些和政府没有关系的企业，结果，整体经济肯定会有TFP损失。如果能避免这个损失，不仅是增长率会更高，更重要的是经济就会有更大的活力。他对ICT行业的测算表明，政府希望通过产业政策推动技术进步，但没有意识到在技术进步加速的时代，因产业政策导致资源错配所造成的效率损失会更大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高速经济增长，但是平均来看，TFP年增长只有0.7%，并不理想。我们用效率损失换来了更长期的高速增长，在出现人口拐点和投资拉动增长的边际效应越来越小的情况下，这种模式变得更难以维持。笔者抛开TFP，用内嵌数据要素的生产函数进行分析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。

在数字经济新时代，数据要素的加工处理更加高效，新知识和创新技术的产生都可能更快，但能否尽快应用于现实社会，则需要考虑社会制度和社会成本。对于每一个国家而言，即便是通用技术也未必能顺利被社会接纳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制度成为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更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。

社会经济的演进往往与技术和制度的持续调整有关。制度和技术密不可分，没有无技术元素的制度，也没有无制度元素的技术。技术的发展主要与科学和教育的进步有直接联系，其他方面则受制于创新机制，即科学转化为技术应用的过程。技术上的变革需要社会制度的互补性变革。技术、经济和相关制度作为一体化系统共同进化。

从纳入数据要素的生产函数模型可以看到，制度环境与劳动、投资和数据要素的配置比例有关，直接决定了生产力和生产率的提升幅度和速度。新技术需要一个兼容并包、鼓励思考和创新的社会制度来配套，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效力。笔者认为，数字经济的活力将取决于使用者对数据要素的处理能力和应用水平，这是技术创新的核心和基础，同时技术创新对生产力的提升体现在新技术的应用速度、广度和深度。制定提高生产力的政策立足点和出发点也在于此。制度和政策需要不断改善，两大目标是既要有助于促进创新人才培养的开放、公平、公正的教育体系，也要培育有利于创新技术快速、广泛应用的透明、公平、有序竞争的商业环境。只有坚定推进改革开放，完善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，制度红利才有可能将社会活力释放出来，推动经济重新回到较高速的增长轨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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